作为首都博物馆举办的“博物馆里过大年”系列展览的收官之展，即日起至3月17日，“家和年丰——猪年生肖文化展”以传统文化和年节习俗为切入点，分“生生不息”“风调雨顺”“岁岁今朝”三个部分，带领观众了解生肖猪和人的关系，对人的重要意义。红陶猪头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年—年）残长约8厘米这件红陶猪头出土于平谷区上宅遗址。上宅遗址属于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是北京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原始农业萌芽状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仿生陶猪的獠牙已经很小，吻部也变短，更多的表现出家猪的特点。猪形陶器的发现反映出原始定居农业和畜牧业的发生。猪是我们熟悉的动物，赓续万年前被驯化的初衷，它一直是传统礼仪中慎终追远、宴飨速宾的首选，用什么方式向观众解读猪的文化和不为人知的故事？“家”字让我豁然开朗，它是猪和人紧密关系最直接的见证。从数千年前被拘驯开始，六畜中犬、牛、羊都曾“寄于屋下”，而唯有“豕于屋下”成为“家”的会意。“家”对每个中国人都意义非凡，尤其是年终岁末更具仪式感的团圆时分。猪是农家宝，是瑞兆丰年的象征。上古神话中的当康大穰和民间传说中的肥猪拱门，都是农业文明积淀中对新年最美好的祝愿。现象与抽象生肖纪年的基础是古人对时间的认知和记录。千年之前朱熹与蔡季通探求十二相属起于何时？首见何书？先辈时贤们努力通过多个视角来尝试解答这个问题，角度多元、莫衷一是。猪与亥对应的解释有：“亥为豕，与豕同”，二者字形和意义相通；以收藏万物的“亥”作为十二支循环历程的收尾和母猪与大地母亲相认同的神话观念吻合；亥时天地混沌一体，与猪吃吃睡睡的浑浑噩噩相应等等。“家和年丰——猪年生肖文化展”试图客观呈现与猪相关的文物和文化现象，让观众沉浸在猪与人关系的发展脉络和多元角度中，开放、自主的感受猪对人的意义和它成为生年之肖的可能原因。猪是地球上现存最古老的物种之一，已有万年的历史。古代人类有意识的活动，留下了许多与猪相关的文化遗存。比如，红山文化典型的大耳圆眼猪首玉玦和头披刚劲猪鬣的C形玉龙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心中龙的形象；商代早期遗址祭祀区中猪是数量最多的牺牲，是对新石器时代用猪祭祀的延续；汉代时兴厚葬，模型明器中普遍配置陶猪圈、陶猪，部分地区的高等级墓葬使用雕刻手法凝练的玉握猪随葬，画像砖石墓内描绘的场景中有庖厨宴饮图和虎猪戏；佛教密宗位列天部的护法摩利支佛母“猪面利牙外出”；道教的斗姆元君乘坐七猪车等。还有古籍中丰富的记录：《山海经》里的司彘之国在“流沙之东，黑水之西”，黄帝之孙、颛顼之父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肢、豚止”与猪一般模样；庄周在《大宗师》里说“有情有信，无为无形”的“道”必须借助豨韦氏以挈天地等。而猪同下雨的关联简直是数千年前古人对“大数据”传奇般的收集和运用：《周易·睽卦上九爻辞》描写上古迎亲队伍在路上“见豕负涂”，结果遇到下雨；《诗经·小雅·渐渐之石》将“有豕白蹢”同“月离于毕”并列为大雨征候；敦煌莫高窟窟窟顶西坡西魏壁画传神的描绘出猪模样的雨神。展览从挖掘猪和人类关系的完整性、意义的延续性出发，整理碎片化的文化现象，从物质性和精神性层面提炼猪与人关系的黏着性和闪光点，让观众了解猪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扮演的复合角色。这些文化积淀构成了猪抽象为生肖符号的基本面。多元与统一展览开篇直接呈现对猪有意识的驯养与人类发展阶段变迁的辩证关系。猪曾是定居生活中最重要的家畜，它的划时代意义在于人类社会控制了自己的食物补给，可靠的肉食来源使得人类的体质增强，也大大增强人类适应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可以说是人类生存迭代中的重要一环。与此同时，猪在精神生活中亦占有重要地位。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和凌家滩出土的玉鹰，都显示出猪超越物质层面在精神层面对聚落“上层建筑”的象征和人与天地关系的理解。我们的祖先通过“观象授时”确定农时，在对特定星区的星宿进行观测的同时赋予它们动物象形的想象，比如早在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遗址就发现了蚌塑龙虎组成的“星象图”。猪与星象的关联也在文物和文献证据中显露端倪，比如“斗星时散精为彘”就建立起北斗星与猪的关联，凌家滩出土的玉鹰或许正是金乌不仅能“负日”还能“负星”的实证。“奎曰封豕，为沟渎”，奎星是“天之府库”，与之遥相呼应的猪能主宰大地上的沟渠灌溉，成为农业丰收和财富的象征，直到今天猪造型的器皿也往往作存储器用；“奎主文章，仓颉效象”的信仰也至迟在东汉形成，以奎称文，经过民俗的演绎，使猪成为莘莘学子金榜题名的守护。拘驯之后，给猪去势，它的性格就变得驯顺，身体也更加腯肥圆润，《周易·大畜》“豮豕之牙，吉”。驯养的方式也从散养转变成更易积肥长肉的圈养。圈养的方式把厕所和猪圈结合在一起，使猪以残弃、人秽为食为舍，渐渐猪与“不净”“蠢笨”的负面评价关联起来。到生肖的传说故事中竟形成“无用蠢材，颠倒黑白。罚去吃屎，一年一宰”的叙事和评价。以致笔者为丰富展览寻找图像素材，不仅受到“猪不入画”的普遍限制，就连农事题材也避之不画。幸觅得杨柳青年画“新年多吉庆、合家乐安然”，画面中心的“肥猪拱门”为聚宴祝岁倍添吉祥、喜庆。“蠢笨”“不净”之物，怎可敬献给祖先神灵？猪和玉器是新石器时代最宝贵的陪葬物品。夏商西周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记·曲礼下》：“凡祭宗庙之礼，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刚鬣。”孔颖达疏：“豕肥则毛鬣刚大也。”《淮南子·汜论》云：“世俗言曰：飨大高者，而彘为上牲。”高诱注：“大高，祖也。一曰上帝。”西周春秋之后，畜牧业有所发展，祭祀有了“少牢”和“太牢”两种规格，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社稷皆少牢。牢意为牲畜圈，猪、牛、羊三牲具备为太牢，猪、羊具备为少牢。从考古发掘、文献记载和民俗风情来看，从新石器时代到满清宫廷的祭祀仪式，猪都是最理想的祭品。从猪与星象的关联不难理解它何以成为时兽。如果说金鸡报晓因而知“晨时”是微观的“天”时，那猪与北斗和星宿的关联则是中观维度四季年轮的演进，“斗柄指亥天下冬”。时兽与地支的对应，让时间刻度有了鲜活的表征，也让生肖融入了极富象征意义的符号系统和古代哲学体系。生肖之所以能经久不息的传播，除了生动好记的形象外，纳入以周易、五行为代表的古代哲学思想体系，从而以“命运”的形式与人的生命相连可能是重要原因。生肖与周易八卦对应，反映古代哲学思想中阴阳消长、对立统一的朴素的辩证思维，把人与自然、社会的变化联系起来。五行学说用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解构世界，五行相生相克，推动天地之间万物运转变化，人置身其中，活动机制受其影响和作用。在生肖壁画、生肖镜、镜形摆件等载体中保留着生肖、八卦、五行、四神、二十八宿配合形成的多层次符号系统，奥秘深藏，其中包含的谶纬、卜算随科学和理性认知的发展而被摒弃，而传统文化中探索协调天时地利人和的关系，寻求生命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共生的理念，仍然闪烁智慧的光芒。“皇贵妃宝”青玉印明（年—年）长14厘米，宽14厘米，高12.5厘米印青灰色玉质，蹲龙钮，朱文篆字刻：“皇贵妃宝”。龙钮简笔刻画，口鼻长圆前伸，双目前视，双耳后抿，头顶一绺鬃毛，形似猪首。龙身似蹲似伏，立于云水之间。灰陶带厕猪圈、陶猪、陶狗、陶鸡汉（前年—年）圈底径24厘米，通高23.2厘米；猪长9.2厘米，宽5厘米，高7厘米；狗长10.9厘米；鸡长14厘米北京市房山区顾册大队出土研究发现我国汉代农业区墓葬中出土陶猪、陶鸡、陶狗等模型器的数量，以1（猪）比2（鸡）比1（狗）出现的频率较高，推测这样的规模可能是当时家庭畜产的理想水平。墓葬中模型器的数量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生活的一种模拟或放大，反映出汉代“理想家园的一般模式和小康标准”。来源：中国艺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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